將士們該殺而怯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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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於是只有聲聲的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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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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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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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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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雷貫耳直上天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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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彷彿喊殺，就能了事，罪人已懲，法治遂行。每當重大事件發生，整個社會也是如此，殺殺聲震耳，只是質問的非秦王，而是法院與政府：殺不殺、殺不殺，你殺不殺。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，殺人該死，還沒上法庭，還未有真相，嫌犯就該殺。唯有殺能解恨，唯有死刑才正義。大學最後一年，我在課堂上提了一個死刑爭議與司法瑕疵的專題寫作計畫。聽完報告後，擁有法律學位的老師頭抬了起來，語氣嚴厲：「所以你認為某某人不該死？」我愣了一下，怯怯回應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我的確不是這個意思，但這問題彷彿魔咒，只要與人討論起司法問題或死刑爭議，就會出現「受害人活該嗎？」、「某某人不該死嗎？」這些辯論中，往往沒有邏輯理路，只有情緒，那些情緒不對司法制度健全與否議論，不談嫌犯罪證，不問偵查不公開。只要疑似犯人，就有罪，只要觸犯道德，就該殺：殺不殺，殺不殺。我讀大學時，三大刑案引社會驚惶，有兩起案子至今找不到嫌犯，另一件罪嫌已伏法。這人有著世人認知的魔頭形象，至今提到他，還會啐一聲。如此「萬惡不赦」，連司法空間都吝於給予，於是辯護律師都遭批評：「怎麼能幫他辯護，簡直不是人。」大學教授面對這問題也失去理性，似乎也能理解。「某某人該生或該死，是我如何感覺就能判定的嗎？」但下課後，我還是對同學嘟噥了這麼一句。該案的主要受害者每每訴說往事就會掉淚，並極力主張廢除死刑。有一年，她拒絕一場公開辯論，直接到校園演講。演講中，她以「包青天」為例：「觀眾最愛看的橋段，就是犯人被鍘的時候，那簡直是大快人心啊。」我以為包拯被歌頌，並不在於他鍘了幾個人，而是因其鐵面無私、清廉、明察秋毫，「太子犯法與庶民同罪」奠定其民間歷史地位。但我相信，懲惡除奸，確實讓那一聲「開鍘」顯得清脆，對治安問題恐懼的人們都能因此被平撫，皆能感到痛快。這正是死刑存在的理由。知名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曾經採訪薩爾瓦多遊擊隊領袖托里安諾．哥梅茲被處決的經過，並細膩描述現場後說：「政府決定要殺一儆百……政府要給這些反對人士一個榜樣，所以才會以實況轉播處決哥梅茲的過程，在摩肩接踵的大眾眼前，在特寫鏡頭之前，讓整個國家看這一幕。讓他們看，讓他們思考。」讓他們看，讓他們思考，讓他們感到痛快。殺不殺，殺不殺。沒有人問，該不該，該不該，大王，該不該。他們看，他們沒有思考。，